一直到5月中，陈子明仍相信运动是暂时的。在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内部的会议上，他给情绪高涨的同事们泼冷水。他说胡耀邦值得敬重、却远没有那么崇高，他也说街头的学生让他感到另一种悲哀——“四五运动”过去了13年，街头与广场似乎还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在知识界的几次重要的签名中，他一次也没参加。他期望通过克制与审慎来守住“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这个难得的平台，他们已成功地在政府改革派与民间反对派、商业实践与社会理想之间搭建了平台，他渴望政治变革，却相信要通过这种渐变的方式。在一次与香港记者的谈话中，他期望能把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但当广场学生开始绝食后，整个北京被笼罩在一种强烈的悲情中，这种审慎变得可疑、难以维持。1989年的夏天似乎注定慌乱，在日渐嘈杂与悲壮的广场上，只有激进的声音才能赢得追随，中南海内的强硬派也占据了上风。他与王军涛、包遵信、刘刚等人创建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试图创造出某种缓冲地带，却与很多试图做出类似努力的人与团体一样，最终发现中国像是一台刹车失灵的机车，不管各方如何努力，它还是冲进了血腥里。不管披上了多少改革的外衣，这个政权的残酷性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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