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受困的黑马》系列之三
四
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哈维尔和他的朋友前往布拉格中国使馆递交抗议书，一封抗议中国政府宣判刘晓波十一年的公开信。这一天也是“七七宪章”发表的三十三周年。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哈维尔、简•佩顿克、海耶克等一群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尊重捷克宪法所保障的每个人的民主权利。请愿书的内容以外，它不过是对捷克宪法中一些内容的强调与重申，它也是对一年前捷克政府参与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的回应。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九年了，捷克人生活在一种希望幻灭后的虚空中。没人知道这政治专制还会维持多久，它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破坏了生态环境，还已经腐蚀与窒息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气里、人们的谈话里弥漫着冷漠、麻木、玩世不恭。
但与众不同的是，“七七宪章”不是政治宣言，不是政治组织，它也没指望挑战现行的政治秩序，它是知识分子们对自身信念的一次重申，或许也是一种相互勉励。它呈交给政府，却更是指向社会的发言——即使先行的政治并未改变，我们也将努力按照自己内心期待的方式生活，诚实地表达自己所想，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也是东欧涌现出的新哲学，他们知道不可能直接对抗现行政体，也知道期待所谓党内政治改良派的期望总是一再落空，而且这种期待经常是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他们要依赖于这种以改良面目出现的权力）。所以，他们不如努力寻求自治，并呼吁社会空间的独立成长。
哈维尔的故事最终成为了一个现代童话。一名剧作家成为了一幕现实政治的导演者，他成为了一名政治领袖，领导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七七宪章”则变成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的光荣一页。但童话隐藏了现实的残酷，宪章的签署者们入狱、流亡，他们自己必难以预料到日后的成功。
“‘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在几年前写道。他所说的道义巨人正是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捷克的哈维尔、南非的曼德拉式的人物，他们在民族心灵被蒙蔽时，变成了精神的坐标与道德上的鼓舞。这再度回到了他在二十年前的老问题——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伟大的心灵，不管海外的流亡者、还是仍在国内的异议者，他们在创造力与道德力量上都没有令人赞叹的成就，甚至陷入了相互斗争的烂泥潭。
在某种意义上，“零八宪章”是“七七宪章”的回应，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对于一种普遍价值的确认。也像“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的口气温和、不过是对很多既定论述的重申，它既是对六十年前的人权公约的呼应，也处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