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为余杰《火与冰》在台湾再版所做的序言。
夜色里,他穿黑色的风衣,皮鞋锃亮。那是余杰离开中国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依旧是在北京东郊的小区,依旧是涮羊肉,但气氛却不大相同,有一种怆然之感。
回到几乎已经清空的房间时,这种怆然感愈浓重了。在这个房间里,他写下大量对北京政权的批判文章,也曾与太太长期被羁压,体验到无尽的绝望。
他终于决定离去,也不知这是一种解脱,还是意味着一种未知的挫败——生活在美国的新英格兰,你还知道怎样批判中国吗?流亡会让你开始一段新旅程,还是让你陷入失重?
我与余杰的友谊源于孔庆东,后者是我的高中老师。因为“六四”期间的作为,孔庆东被迫离开北大,以中学教员的身份谋生。1992年,他开始教我语文课。他是我们这所中学里的异端,赢得同学们的一致赞赏。再没有一个老师像他这样,和我们在操场上开玩笑,在每周作文本上玩文字游戏,给我们讲崔健的歌《一块红布》的意义,还如此动情地念起朱自清的散文——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与传统的关联,他说朱自清是他的北大老师的老师,突然间,这个抽象的名字与我的生活产生了关联,也是从那一刻,我立志读北大。他也以一贯的戏谑口吻说:“北大扫大街的都比清华教授强。”
1995年,我真的上了北大,孔庆东也回到这里,成了中文系的博士。在大学第一年,一周里总有两天,我去他的宿舍里聊天,晃晃悠悠地去学五食堂吃饭。他成了我倍感烦恼的工科生活的一个弥补,他给我讲了很多八十年代的学生生活,这些片段日后都变成了他著名的文章《47楼207》。
也是在他的宿舍里,我第一次读到余杰的油印的作品集,并立刻被这个中文系的四年级学生的才华与锐利惊呆了,这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北大精神吗?在小南门旁的一间阴暗的、有蟑螂的宿舍里,我见到了余杰,我抑制不住地紧张,除了表示钦佩,不知该和他说些什么,而他则口吃,也没兴趣对一个低年级男生讲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