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香港，因回归产生出一种莫名的亢奋，这亢奋在1989年夏天达致高潮，转化成一股巨大的愤怒、失落与恐惧。
提起这段时间，他轻描淡写，台湾民主转型给他鼓舞，他曾对中国充满希望，期望赵紫阳会像蒋经国那样，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体制，直到六四事件的爆发。
1990年，他前往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就读。不过，这与这时代转变没什么关系，它更像是自我寻求。不过，似乎从一开始，这寻求中就带有显著的文化与身份焦虑。“从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黄土，然后是白雪皑皑，然后又是一片绿色，我流泪了，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地理环境太差了。”他对我说起乘坐飞机从香港出发，穿越中国、进入西伯利亚的经历。
五年的留学生涯记录在这本《留德随想录》里。随想录中的文章主要是为香港杂志《年轻人周报》所写，这份小众的文化杂志是他与故乡的主要纽带。文章无外乎德国见闻，对香港生活的回忆，偶然的时事评论，如他所说“文章有去国怀乡之思，也有初入新邦之喜”。
书中令人着迷的是他的博闻强识与敏锐的感受力，从西谚到中国诗词间的跳跃，行文风格半白半文，处处流露着散淡、疏离与嘲讽，像是个饱经世事的老夫子，像是这样的句子处处可见——“香港真是太小了，像个廉租的小室，容不了后院与前庭，于是香港人就看不到过去与未来”，“有人到了中年，如林语堂说，会学上‘低飞’的本领，理想主义被世俗智慧和金钱磨蚀。在我来说，低飞、高飞都无妨，高飞是要飞高，低飞是要飞远，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随兴之所至，事事无碍，快乐便大笑、大吃大喝，悲伤便啼哭由于，喊着要自杀上吊，不必像古人，将快乐推迟而只拥抱忧患，也不比今人，将痛苦推迟而只拥抱快乐。”考虑他当时不过30岁左右，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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