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一手建构出的“香港城邦论”，他也说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个城邦必须驱赶穷人，而城邦也一种过渡状态，难以长期持续。他当然更无法应对城邦中的“正义”与“自由”问题。
他还对我臧否人物，他说黄毓民是个投机分子，只要他能出足够的钱，他就能与他合作，凡在政治上的生存者，必是投机分子。他对黄之锋则有不屑，“没有一点痞子气，怎么搞运动呢”？对他来说，香港本土意识与民主意识都未觉醒，他们愿意表面抗争，却还没准备坐牢。闽南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作用大，他们是为土地付出了一代代人，一个没有政治犯的地区，是不能获得民主的。
问起他所做的一切的内在动机时，他竟说，他没个人理想，只要活下去，好好享受生活，多挣钱，多玩几个女人。
面对这样的自我剖析，我反而无法追问了，他是我从未遇到的类型，更像是江湖术士，而不是学者。
这次见面后，我对他充满了困惑。我曾赞叹他的才华，为香港论述提供了一个意外的视角，如今又感到他是个难以理喻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有某种毛泽东式的风格，所有的知识，只要是需要，他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它，从不管它们内在的关系或前后矛盾，只要它能支持此刻的主张。他也从不会因昔日的论断而后悔与汗颜。
接下来的日子，他看着陈云迅速变成一个极端的仇恨者，谩骂“蝗虫”已算是温柔的了，他连雷霹六四集会的诅咒也能说出口，除去疯癫，似乎找不到更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他。他彻底从一个敏锐、博学的文化批评者变为一个政治上的仇恨者。他又出版了《香港遗民论》，算是《城邦论》的后续，不过已是老调重弹，行文似乎更为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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