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受害者在申请赔偿的时候却无法可依，这使得他们的申赔过程更加困难。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接受中外对话孟斯的采访时说，立法之路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
“在罚款有限、赔偿偏低的情况下，必然普遍出现“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不正常现象，一些不负责任的企业更会胆大妄为。”
近年中国屡现特大环境事故，而污染者的赔偿远低于公众预期，凸显当前中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无力。环境保护部不久前公开发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欲逐步推动立法，孟斯就此采访了关注此议题的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教授。
孟斯：您最初为什么关注到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为什么觉得它重要？
张坤民：1985年，我从清华大学被调到环保系统，担任过10年环保局副局长，分管过法规和政策。当时条件很艰苦，虽然国家明确了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但实际权限和资金保障同环保重任并不相符。尽管如此，我们的热情很高，从内心里希望通过努力，让中国不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看中国环保的演变，为什么还是没能脱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其中的问题值得深思。
退休后，我曾应邀在日本教了3年书，专程访问过曾爆发水俣病的水俣市，也同日本多名学者交流并思考。日本的经验教训，最主要有3条。第一，“不重视环境的经济是不经济的”。例如，日本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前总结过日本三大公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中著名的水俣病，相比于提前预防和治理的花费，造成灾难后的赔偿与善后治理，经济损失要多出103倍。第二，“环境问题一旦发生，想彻底解决是颇费时日的”。水俣病从1956年患者发生、诉讼、地方法院判决、再诉讼，直到2004年最高法院判决，费了48年，而到2009年通过《关于水俣病的救济与水俣病问题解决特别处置法》已达53年。第三，日本学者反复强调，“只有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环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