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粗壮，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翻译者著称，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她是一名文化、社会批评家。她分析中国电影的堕落、支持“草泥马”运动，鼓舞青年人的个体反抗，用她的自己话来说，这都是不断进行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
她也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异议者”，她写公开信声援天安门母亲，签署《零八宪章》，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行为在2009年冬天达到了顶峰，在刘晓波被判决后，她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访问了几十位重要的中国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征询他们对这一判决的简短看法，把这些看法以第一时间公布到网络上。这一行动令北京政权尴尬不已。
她也为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她的电话被监听，不能出国访问，不能出席北京的一些活动，在敏感的日期被监禁在家，而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那天，与朋友吃饭也成了问题。极权的元素依旧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却已不是僵死的铁板。她仍享有某种空间，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偶尔还能在漏洞百出的审查制度的缝隙里出版一本随笔集。
一些时候，她毫不扭捏地称自己是一名“驯虎师”，所作之事多少像是“与虎谋皮”。这只老虎不仅是现存的专制政权，更是一种普遍的绝对权力，权力的本性正是要扩张、吞噬。所以，她提倡的抗争也从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与领域，更是要回到非政治世界，回到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先有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才有政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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