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甘地到来七年后，两个中国年轻人也先后来到泰戈尔居住的小楼。一位英俊、多情、才华横溢、声名显赫，在中国，以写作轻盈、梦幻的诗句，追求不羁的爱情著称，象征了一代中国青年对自由生活的渴望。
他是徐志摩, 也是泰戈尔四年前的中国之行的主要陪同者，为他安排行程，现场翻译，还在报纸写文章热情赞颂他。
对于泰戈尔来说，一九二四年的中国之行期盼已久，却不尽如意。多年来，他期望印度、中国与日本，能够在精神上融合，东方智慧或许能纠正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的价值偏差，后者太过重视物质创造与力量扩张。
这种感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加剧。战争的残酷、无意义，像是宣告了欧洲价值的破产。“欧洲人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之自私民族，只有外部的物质生活，而无内部的精神生活，而且妄自尊大”，泰戈尔在一九二一年柏林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担心欧洲“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
在几年来的环球旅行中，泰戈尔不断重复这种论调，且激起了很多共鸣。在那个迷惘、幻灭的时刻，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这简单的对比捕捉了时代的情绪。很多西方人渴望这陌生的东方智慧，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则是一剂安慰——他们已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太多年。当时在柏林留学的宗白华记得泰戈尔带来的东方热：一位德国人对他说，现在你来德国留学，不日我将去中国留学。
泰戈尔式的观点在中国也有热烈的响应者，最著名的是梁启超。一九一八年底，梁启超率领一个半官方考察团访问欧洲。除参加巴黎和会外，他们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迫切地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
当时欧洲的景象，令梁启超深感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等哲学家。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