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独特的文明之最悲哀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真理，在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是在那些于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民族中间，都早已成了老生常谈……”，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恰达耶夫写道，“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普遍性教育所触及。”
这是一八二九年一月的俄罗斯，恰达耶夫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恰达耶夫断断续续写了八封类似的信。信件没什么私人性，与其说它是对一位朋友的致意，不如说是对俄国生活的一次检讨。
迟至一八三六年，这八封信中的第一封才在《望远镜》上发表。这份杂志的主编之一是锐利而狂热的别林斯基，对于很多俄国青年来说，他是俄罗斯社会的道德良心与美学标准，也是他把政治与社会标准引入对文学的评判。作家从来不该躲进单纯的艺术世界，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他首先是个公民。
这封信引发的反应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恰达耶夫自己。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几乎每个家庭都在谈论这篇文章，该期的《望远镜》被一抢而空，手抄本也随之出现。“自俄国有了书籍和开始阅读以来，无论此前还是此后，还没有一件文学或学术的事件，曾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如此广泛的作用，曾传播得如此之迅速，如此之热闹。”一位恰达耶夫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
它引发了广泛的赞扬。“这是在黑夜中发出的一声枪响，也许是什么东西沉没了，在宣告自己的灭亡，也许这是发出的一个信号，在呼救，在报告黎明即将来临，或者再不会有黎明了——反正，必须清醒了”。亚历山大•赫尔岑，一位典型的读者发现自己不得不数次中断阅读，以控制自己的难耐的兴奋。
人们的反应不仅仅是同情，也有很多读者被激怒了，称恰达耶夫是俄罗斯的叛徒与敌人，他竟然如此中伤自己的祖国。就连他少年时期的挚友普希金也感到不安，难以接受他对于俄国的尖锐态度，在信中写道:“至于观点您是知道的,我远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能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