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三）

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在，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

但倘若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二十三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年轻君主，妖冶的克莉奥佩特拉，再到奥斯曼帝国的年代和拿破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二十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这里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一八八二年以来，运河一直处于英国人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它也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心彻肺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

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们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它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似乎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