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埃及几乎一无所知。头脑里只闪过卡尔•马克思那个著名的比喻：他将十九世纪的中国比作埃及的木乃伊，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灰飞烟灭。我也很难相信，我真的会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的坟墓产生兴趣。
那个早已死去的埃及，或许蕴涵着无穷的美与智慧，但我摸不着头脑。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第二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这些历史真让人头晕脑涨，你经常分不清拉姆西斯一世或是图特卡蒙的样子，也搞不清他们各自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我强迫自己相信，那些安静地躺在一起、用亚麻包裹起来、裸露着头骨的千年尸体，是了解那个灿烂的失落世界的入口。但我的头脑空空荡荡——它们不让我兴奋。
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不管是这口号，还是四大发明、长城、敦煌，这些成就，都在不断的单调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再把这些口号中的辉煌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便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文明古国吗？
让我兴奋的是此刻的埃及。在飞机上，我读到《埃及内幕——濒临革命的法老之地》，英国记者约翰•R•布莱德利著。它描述的不是法老们的故事，而是一个陷入停滞、充满了愤怒的埃及。它结构松散，叙述平庸，逻辑过分简单，却自有一股吸引力。它饱含愤怒，它不断令我想起中国。
它们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中断的漫长文明，同样是一个经历着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布莱德利在书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亚可比安，它是一座大厦的名字，也是一本小说和一部以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标题。
我在解放广场旁的开罗美国大学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亚可比安大厦》的英译本，作者阿拉•阿斯旺尼。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地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在布拉格，我记住的不是圣•胡斯像或是查尔斯大桥，而是卡夫卡书店；我忘记了维也纳的面貌，却牢记正在装修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在那里买到了茨威格的《一个昨日欧洲人的回忆》。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一行行字迹，提供稳定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