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几乎闻得到败落的气息。
那是桌子上的粉尘味，屋檐上的蜘蛛网的味道，墙壁上的像框脱落的金边的味道。
这是Tangra的中国厂商理事会的办公室。在对着门的那面墙的正中，是并列悬挂的孙中山与甘地的画像。我从未想过，他们会以这种方式相逢。世界的联系总比我们想象得更密切，甘地曾对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深怀希望，它也是亚洲反抗殖民者的广阔斗争中的一环。对于各自的国家，他们的象征性都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
在其他的两面墙上，则是厂商会理事会的黑白合影照片，看得出它曾经繁盛一时，还有历任会长的半身像。照片像是三十年代上海滩里的照相馆冲洗出的，男人们的表情镇定、而略有羞涩。其中一位特别英俊，像是《良友画报》的封面人物。
“他一九六九年就死了，被谋杀的，”站在我身旁的李万成说。死亡激发起他昨夜被压抑的表达欲望，他说起这个华人社区持续不断的内斗，从商会的管理权到中学的运转、报纸的编辑。话头刚开，他又停止了。我依稀感到，他一定是这某个派别中的一分子，他不愿意领我去那个关闭不久的华人中学，因为不想提及“伤心事”。“谋杀”、“伤心事”，也像昔日的繁华一样随着社区萎缩了，剩下的人只能延续往日，没有力量和热情再开创些什么了。
在理事会的办公室的内间，我碰到了张国才和《印度商报》的编辑们。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一位编辑在上网找文章，一位在编辑文稿，还有一位正在收拾东西——她已经完成了上午的工作。张国才正把打印出来的稿件裁减，贴在一张四开的白纸上。《印度商报》每日出版，四个版面，它不需要印刷机，只要把编辑好的纸样在复印机上批量印出就好了。它只有文字，没有照片，发行量是两百份，都是订户。
张国才是这份报纸的发行人。六年前，当他从一家皮革厂退休后，就承担起这个职务。算上他的四位编辑，一位印度的送报员，这五人的迷你编辑部运转着世界上发行量最小的报纸。我随手抄起手旁的一期旧报纸，出版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