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红砖墙的霍拉火车站出发，只两个半小时，就抵达圣蒂尼克坦，在孟加拉语中，它是“和平之乡”。车厢破旧，头顶上两排黑乎乎的电扇，像是巨大的苍蝇挂在那里。沿途是水塘、田地、树木、晾着色彩鲜艳衣服的房屋。太阳落下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说的“平原一样的忧伤”。
我试着揣测谭云山的感受，他也曾沿着同样的铁轨前行。他也令我激动，这是我短暂的追寻之旅的终点。吸引我来到印度的不是泰戈尔，而是这个中国青年。
两年前，一对意大利夫妇对我说起在印度的一个小镇，有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其中还有中文图书馆，它们是蒋介石与周恩来捐献的。半年前，我偶遇谭中、黄绮淑夫妇。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外交公寓，这对夫妇向我讲起了他们的父亲谭云山，讲起了他与甘地、尼赫鲁的友谊。意大利夫妇所说的中文图书馆，正是他们父亲所建。他不仅建立了中文图书馆，更有一所中国学院。
坐着晃晃悠悠的三轮车，我从车站来到国际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学生们在芒果树下上课，你看得到一块块砌出的圆形空地，突起的水泥台就是讲台。老师站在上面，同学们围坐四周。如果泰戈尔仍在，他一定会坐在其中。我穿过树林，看着穿黄色纱丽的少女结伴而行，在小路上，一群人正竭力把一头受伤的牛抬上三轮车。
这是一个未被打扰的世界，泰戈尔的教育理想也顽强地保持下来。他期望的国际大学是“世界的鸟巢”，是东与西的交流之地，也是东方国家相互理解之地。
在艺术系，一个娇小的日本姑娘正在组装她的艺术作品，把三组钢片挂在层叠的支架上，它们自由碰撞、分离，她要借此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旁边，一位斯里兰卡的女孩正忙于她的泥塑，两个人头重叠到一起，不知是何意味。在一个简陋的、只卖速溶咖啡的露天咖啡店，我还碰到了一个高大的韩国男青年，他要在这里学英文，想想印度式与韩国式发音的相逢，真令人不寒而栗。
与世界所有的大学不同，这里的青春与酒精、性、狂欢无关。你找不到小酒馆，只在小镇一处半掩门的小店，才能买到酒精饮品。男人们挤在店里的小隔间里，喝上一小杯，满脸的鬼鬼祟祟。青年男女大都太过阳光、得体、温柔，身上很少散发出性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