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濂共进午餐的前夜，我翻出他几年前出版的畅销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重读书中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恰好也把他与我的职业——哲学学者与记者——联系了起来。
故事说的是，1939年，二战正酣时，维特根斯坦和学生马尔康姆在一次聊天中，谈到德国政府正谴责英国政府煽动谋杀希特勒。马尔康姆认为，英国人不可能参与这件事，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性格”。维特根斯坦听后很生气，以至与马尔康姆断交，几年后才写信给学生，解释自己当时的愤怒：“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如果研究哲学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更为谨慎（而这种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种语句的），那它有什么用呢？”
几年前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有些发烧。但很快，我发现，“危险的语句”早非记者的“专享”。在这个互联网让人人皆可发声、情绪比事实更重要、惊人之语只能被更惊人之语压倒的时代，我们似乎人人都深陷“危险的语句”而无法自拔。
约周濂共进午餐，我希望从他那里，为这个时代病症寻求某种哲学的指引。对于网络时代人们言说方式的异变，以及公共场合中宽容精神的销蚀，周濂多年来是亲历者，也是思考者。他最近出版新著《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新书发布会以“温和的力量”为题。他认为，越是众声喧哗时，温和理性就越显珍贵。这本新书就是他温和发声的尝试，他试图通过梳理哲学经典，“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减少公共讨论中的独断偏执。
即将与一位哲学学者对话带来的紧张感，在周濂走进餐厅时消失了。45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穿一件很有设计感的白衬衫，双肩背包，运动鞋，步履轻快，笑容亲和。走在餐厅外中关村的人流中，他很可能会被认作一位IT精英。我向他表达这一观感时，他呵呵笑了：“好像大家对哲学家有个刻板印象，就觉得你该是一个老且丑怪的人。”
1974年生的周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完本科和硕士后，做过三年记者，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在哲学这个高冷的学术领域，他是不多见的既有意愿，也有能力走出书斋、与公众对话、对当下发声的学者。哲学大家陈嘉映评价他是一位“能把道理讲得通俗易懂，甚至十分精彩的哲学老师”。这些年里，他著述颇丰，既有《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基础》《正义与幸福》这类学术专著，也有《“装睡”》《打开》这样面向大众的更通俗读物。他活跃于学术讨论、圆桌沙龙，不论在知识界还是年轻读者中，都是有分量的对话者和发问者，被称为“当下最重要的公共声音之一”。
我们打开菜单，开始点菜。祖籍浙江的周濂和我口味很接近，我们很快达成一致：笋干炖鸡，蒜香菌菇，清炒豌豆尖。
等菜上桌的间隙，我们聊起他的新书《打开》。周濂说，这本书的缘起，与他六岁的女儿布谷有关。因为每晚的睡前故事讲得有点辛苦，他经常从喜马拉雅上播放故事音频给女儿听。当喜马拉雅2017年邀请他开设一门西方哲学公开课时，带着“感恩之心”的他马上答应。从当年11月到次年8月，他以每周更新三次、每次15到20分钟的长度，讲完了整整100堂哲学课，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一直讲到20世纪70年代的罗尔斯。这本书，就是整理编辑后的讲稿集。在课程中，女儿布谷时常被他借用，来为抽象的道理举出鲜活的例子，以至于出现的频率“堪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
周濂的另一位家人，在学界早就为人熟知。他的太太，执教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刘瑜，也是一位活跃多产的公共知识分子，两人被称作一对“势均力敌”的学术伉俪。几年前，我也曾与她共进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