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独立学者荣剑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坐标2018：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他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所谓“独立”有两重含义，一是独立于体制，二是秉持学者的独立立场——独立的观察、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知识生产。
今天的研讨会上，有六位学者做了非常好的报告。我感触最深的有两个，一是郑师渠老师讲述何兹全先生，二是谢泳老师讲述陈寅恪先生。何兹全与陈寅恪的遭遇很不同，而他们各自代表了一群知识分子。在听了郑老师的发言之后，先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从事实判断出发，我仍然感到非常震惊：用何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中共建政之后自觉地向党“投降”了。过去在形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时，用的比较多的是“改造”这个概念，现在我认为“投降”这个说法能更准确地反映这类知识人的立场、他们当时的感受以及遭遇。
抵抗还是投降——知识分子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像何先生这样的知识人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八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非常欣赏的老学者如童书业先生、胡如雷先生，在解放后都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来重新表述他们的史学观和经济史观，对我大学期间的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但过了十多年之后，他们的书基本上就没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儿后来编过一本书来纪念她的父亲，说实话，书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代学者，大多数来自国统区，进入中共建政的时代后，他们的智慧和学术创作力就这么被耗竭了。国统区的知识人和解放区的知识人相比，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醒悟得晚、参加革命晚，没法占据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道德高度。这里还可以提一下我们都很熟悉的朱光潜老先生，他在解放后大概始终处在检讨甚至忏悔之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在解放后就基本没再有任何原创性的创作，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美学著作。
还有一类知识人，就是谢泳先生讲述的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极少数能够坚持学术立场、抵制当时的知识生产体制的学者之一。陈先生能够坚守这种独立立场，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当然值得不断挖掘，而需要问的是：他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榜样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知识人普遍选择了“投降”之后，坚守“沉默”可能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提前终止。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的创作力是被时代埋没的。
岳南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大师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其实比较上述两个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在这样的国家控制下，在这样的思想生产体制中，怎么可能出现大师级人物？民国时代大师涌现，这是没有争议的。中共建政后，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或“投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是对他们的最高道德肯定或奖赏。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死后无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自愿选择“投降”，或者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学术生命。在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体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地位、身份和命运时，不能回避知识生产和制度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