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笑蜀“谈政治要小心”系列之三。这一系列文章的前两篇发表于“风传媒”，分别是《谈政治要小心─陈独秀式的？还是胡适式的？》和《北洋时期改变时代的北京街头三把火》。
在“谈政治之二”一文中，说到北洋时期“首都革命”的两把火，我曾如此感叹：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它其实就是暴民运动、暴民政治，即它其实就是政治超限战，以大众之名，拒绝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这逻辑还可再延伸，即它其实就是革命。所以毛泽东才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对革命的超限战本质的这种认同，毛泽东和陈独秀等党内同志，无疑有着高度共识。
这恰恰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当天，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风。此时的胡适，处境已颇有些尴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风气之先，一度领袖群伦，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来，大时代随即转向，由思想斗争、文化斗争转向主义之争，尤其转向政治斗争，转向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整个社会越来越撕裂，越来越极化。一向温良敦厚的胡适，哪跟得上趟，其个人命运必然逆转。“五四”就这样成了大时代的拐点，也是胡适个人命运的第一个拐点。而有陈独秀、李大钊的变脸，有新青年杂志的变脸。胡适无法认同老朋友的选择，只好分道扬镳，越来越成了争议人物。
此后，他每况愈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开启的国共合作及所谓国民革命，是大时代的又一个拐点，也是他个人由盛而衰的第二个拐点。他既不认同陈独秀、李大钊们鼓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得罪了共产党；也不赞成孙中山鼓吹的武力统一，倾向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于是又得罪了国民党。对国共两党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他也多所批评，尤其不赞成所谓学生运动，主张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反对学生卷入政争。这当然更惹恼了青年学生。这时的胡适，已经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
撕裂的时代，极化的时代，是所有人必须选边站队的时代。像胡适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更必须站队，更不能让他闪开。他却不仅跟国共主导的“新势力”渐行渐远，还居然跟“旧势力”投怀送抱。1925年初参加段祺瑞组织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几个月后，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见。他在新旧势力之间的这种依违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势力”恼怒。掌握了时代话语权的“新势力”，如何可能对他客气？围攻纷至沓来。上海学生联合会给他写信，痛斥他拥护复辟余孽，摧残全国教育。他去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一路被学生追骂。在学生们看来，此时的胡适，“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