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福州，风短雨长的故乡”系列第五篇。
主义与生存
对于福州的社会生态，我并不完全陌生。翻阅古代，实际上已无话可说；走入近代，我们当然还可以一番自豪；再挨近现代，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迷雾。但当我翻开这个城市当代的文化面相，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们睡的比醒的多得多！而入睡者还大多没有产生超越环境的美梦。也许醒着的时候，他们认定祖辈开辟的这个衣食无忧的方圆已够达标，能保持便可阿弥陀佛。所以，多数的福州人试图以静制动，不求有何种新旧文明的认真比较与超越。
尽管儒家文化在官场层面尚有成色，但在市井生活的土壤中却没多少根基。而佛、道两教，尤其是道教，已成为支撑现实的普遍迷信。并且，那些被历史的无情每每击碎的现实期许，又促使更多的民众转向选择五花八门的“民间崇拜”。从魏晋时期的“城隍祭祀”，到晚唐时代就形成的“临水夫人”，以及后来的猴王、白龙马、榕树神或赵天君之类，不一而足。而现在的福州市民，混合了更多的神氏崇拜，包括被拆去了“神性”的几大正统宗教。问题是，这种出于“病急乱投医”的、被世俗欲望打上折扣的所谓信仰，只能迫使现代文明在此断断续续、劲头式微。
我又想起了文化同源的日本。佛教、儒教、神教，日本一样不缺，而中华的茶道、医道、礼道也同样植入东瀛岛国。日本民族念念不忘向他人学习，集忧集患，积优积强，似乎从不耽误去粗取精地寻找对社会及其生活的支撑。我曾两度应邀到日本访问。从官方到民间，至诚谦恭的待客礼仪实在令人感佩不已——这是儒家文化在他国的胜利。而在国家大政层面上，他们又让制度深刻转型，以宪政的方式不断分权限权，使公民不必忧虑某种社会权利中的变形倒挂——这又是欧美现代文明在日本的胜利。总之，这是日本由改变国家而惠及社会以及民生的巨大成功！
因有地下温泉，福州生就一种澡堂文化。在这里，集中着典型的市井习性，主题是及时行乐。人们可以想象一番它的套路：吆喝进店，换上宽松的浴衣，叭哒叭哒地拖着木屐，试着水温，再慢慢地浸入身体，仰着唯一露在外面的脑袋，望着天花板同边上的另一颗脑袋搭讪，表情不屑或木然。随后，爬将起来喊人搓澡、再冲洗，找准一张合适竹椅，如蜈蚣曲线斜躺。身边茶几放置茶水，配以少量糕点。过分的还有水烟或鸦片，奢侈的更伴着福州评弹。在捶背、捏脚、修指甲、掏耳朵等系列的伺候间，客人摇头晃脑、悠哉悠哉。收拾完毕，或再哼着小调扬长而去。为了证实这一场景，我和朋友连夜寻访。还有若干，但已变样了。
图：福州百年澡堂老店“三山座”闽越文化，严重受制于交通不便和陷入盆地的历史。军政惯性，只擅保境防御，不长外扩进攻。而丰富的海鲜土产、舒适的木屋水境，从王审知建闽开始，就给了当地人一种自给自足、闭关锁国、井水不犯河水的保守生存意识。鱼丸、光饼、芋泥、线面、鼎边糊，从这些风味小吃的形状色泽再到细腻质地上，就可以大约判断出福州人被饮食文化滋养出的拖泥带水、柔而不刚的性格。这中间有一句很概括的说法，就叫“七溜八留莫离福州”。或者说，当人们将文化仅仅理解为低端的风俗习惯，那么，精神骨骼与人格气血的长成就一定显得不知所云而无足轻重。
不管从纵或横的角度，我们对文明本质的理解并未超越前人。这应该归咎于教育的失败。而教育的失败，归根结底又是知识分子的失败。如果历代福州文化人都能像严复那样得到新式的启蒙，不仅知道用知识拯救自我，还能有一种启发民智、关照社会的理想视野，或许能铸造一个现代城市的典范。知识分子无力改善人文风气，实在也很难最终做到独善其身。更遗憾的是，福州，乃至整个华夏，今天都处在一边邯郸学步，一边继续固步自封的状态。而更多在体制内患得患失的“知识分子”们，看似精明无比，实则六神无主。
其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埠的“五口通商”，使得福州早已因祸得福。被动的开放后，这里建立了教堂、学校、医院、洋行全新机构；“格致”、“协和”、买办、领事等等概念目不暇接。人们从好奇窥视，进而模仿接受，再克隆复制。这种西风扑面的社会实践，悄悄地改变着福州人某种传统的生活习性。加上老祖宗王审知开闽时就带来的移民城市特性，这一接受了层层洗礼的南蛮之地，完全可以建它一座令国人羡慕的“东方威尼斯”。
遗憾的是，国家的政治往往不尽人意。北洋政府试图营造的自由空间昙花一现，民国没有成就一个现代性的福州，虽然那么多有识之士为社会转型，在福州与北京之间疲于奔命。而新旧政权更迭之后，民主政体不彰，再加上受一场对文化发动的致命的“革命”连累，使得八闽首府像雷击的八卦，阴阳失调、爻驳全瞎，完全拿捏不住自己的命运。没有法治的民主社会不会文明，而缺乏民主的政治，同样找不到公民们自由生命的坚实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