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它多少像是毛去游长江”，他说。我们正谈到庆丰包子铺一幕的意义，习近平的“偶然”造访令“包子”与“炒肝”占据中国公共舆论的中心。他把这一行为拉入了更长的历史语境。那是混乱的1966年的夏天，毛泽东的行为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力量展示，他仍旧精力旺盛，不仅能纵横长江，也能掌握中国的政局。接下来，他利用文革小组、群众动员，摧毁了阻碍他个人意志的官僚系统。一年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他的确是“毛时代的孩子”。从“洗洗澡”式的修辞到“习大大”式的亲民作风、对官僚系统的整肃、重塑个人权威的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它也是对之前十年的政治风格的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倘若旧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僵化的、毫无个性的时代，一个任由官僚系统、利益集团膨胀的十年，那么新领导人则试图创造一个高度个人化、重新集权化的新形象。
庆丰包子铺的一幕，恰是这是这种新形象再好不过的象征。当周永康案悬而未决、高层政治的斗争炽热不已时，最高领导人从容地走进临街的小店，这也是一种自信与力量的展现——我不理会严峻的情势，也不顾及组织纪律，我只随心所欲。他也是对公众的表态，尽管处于权力中央，我仍是站在人民一边，吃二十一块的便餐，这也为未来的群众动员做出试探。
人民的确响应了这一切。当人们热烈地购买与谈论包子时，也是对这种权力风格的一种信服。不管精神还是物质，是常委推荐的托克维尔还是主席钟爱的炒肝，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即使持有嘲讽语气的人也被迫承认，他们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政治权力的话语与风格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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