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肯定还会看到更坏的政府，但现在的这个毕竟不会再看到了，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托克维尔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托克维尔写这封信时，是1848年4月，七月王朝刚刚被推翻。它曾激起法国社会的普遍希望，代表着自由与变革，却最终沦为平庸、压抑的代名词。
2012年初，我刚读到这段话时，感到北京处于一种相似的情绪中。这也是个令人意外的情绪。对于旁观者来说，十年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举办了规模壮观的奥运会与世博会、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它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却又普遍感到中国正陷入总体性危机。崛起的利益集团吞噬了主要的财富，停滞的政治改革压抑了各方的创造力，加大的贫富差距和滞后的公共服务，激发了社会不满，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下，实质改革却倒退了。人们倾向于将此归咎于现任领导人的无能，他们无力提供方向、打破僵局，代表的是一个“错失的十年”。一些人还把它比作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僵化停滞的时代。
变化正在发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将在年底召开，新一任领导人将诞生。尽管没人清楚他们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一种暧昧的希望已然升起——不管他们将做什么，总胜于眼前的死水一潭。
托克维尔也是这股莫名希望的化身。北京正兴起一股托克维尔阅读潮。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在政治、商业与知识分子中流传，还登上了畅销书榜，是公务员的指定读物。
这个比卡尔•马克思还年长13岁、以分析美国民主著称的法国人缘何流行起来，他能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怎样的启发？
很可惜，让他焕发生机的不是他代表的思想力量，而是政治权力。当王歧山向他的朋友推荐这本书后，它流行起来。中国的政治权力不再垄断思想，却仍左右着思想。领导人不仅握有现实权力，还象征着知识与品位，他们四处题写书法、背诵诗篇，推荐书籍，公众则乐于追随。是前任总理温家宝的认可，让罗马皇帝马可•奧勒留的个人遐想突然变成了崛起中国社会的心灵鸡汤。王歧山则让托克维尔变成了某种新时髦。王岐山出生于1948年，在邓小平改革初期，他是思维活跃的青年经济学者，在江泽民时代，他是倍受肯定的经济官员，朱镕基的理想继承人。如今，他被普遍认定将成为新的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员，也是最开明也富有能力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