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与六位常委最终露面时，他激起了广泛的希望，连平淡无奇的讲话，都被赋予了新涵义——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他该是个实干者。
不仅“停滞年代”过去了，颠簸的权力交接似乎也终于告一段落。在整个2012年，关于高层政治的离奇新闻层出不穷，从王立军的夜奔、令公子的车祸、中南海的枪声与习近平的背痛，让人意识到尽管中国正以新的现代强权的面貌出现，其政治形态却实属中世纪式的。在日趋理性的政治制度下，一股非理性的暗潮从未消失。薄熙来的重庆试验的确像是文革回潮，惩治他的方式又让人想起了林彪事件。新领导人的确立意味着稳定性，尽管它可能也是暂时的。
新的希望也来自于新领导人的历史经验。自从卡尔•曼海姆在1923年发表了《社会学视野中的代际问题》后，代际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获得了社会学维度。因为现代技术、大众媒体的繁荣，一代人同时被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力量影响，他们获得了共同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代际变化，就像民族、地域、种族、家族、阶级一样，变成最重要的历史动力之一。它在此刻的中国似乎尤为关键，人们找不到能推动变革的外部力量，只能寄望于权力的内部裂变，自从党内开明派在1989年消失后，唯一可寄望的就是这代际革新了。
新的领导人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的童年是在“三反五反”、五年计划、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一连串大胆尝试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由于深受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热情、盲目、或被迫地卷入了这种狂热，在其中目睹或制造了无数混乱与残酷。在狂热之后，他们被发配到乡村、农场与山区中，他们发现了现实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从意识形态狂热中醒悟过来，多亏多年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在困苦与磨难中，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与自己，生出普遍的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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