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前，我在本栏目开来一个小系列，以“新新人口论”为题来谈论人口规模演化对经济生产的影响：人口的变化不但是投入最重要的要素，更是决定着产出的目的和成果的分配。我曾承诺要做一个结论性的预测，然而一直没兑现。迟疑的原因有多种，但预测的方向在中国却是大致可以确定的，贫二代和城镇化的关系。开放和市场化发展到今天，我以为，中国人是能够在“否极泰来”中继续进展呢还是很快滑落回到“泰极否来”，同城镇化和贫二代这两大发展将怎样互动，关系极大。
近期报出的两个大新闻替我们带来了讨论这层关系的契机。英国王室添丁，诞生了温莎家的第四代小王子，美国汽车城破产，颠覆了全世界对合约承诺的一些看法，两个事件都从相反的视角给我们以启发。眼下国内民众的关注，似乎集中在“富二代”的惊人不肖，但矛盾断裂发生在贫二代的危险实际上要大得多。大城市可以破产，地方政府的债券、退养人员的健保和退休金，还有市民们，也能被“清盘”么？对我们有何预示的意义？先来谈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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