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0年4月加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时，知道自己准备不足，尽管我已经在美国和香港教授经济学近20年。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做好准备：中国经济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各项制度也还处在起步阶段。金融危机让我的任务更加困难，因为它暴露了传统宏观经济理论的缺陷。
我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完成自己的任期后，得到三项根本的收获。这些收获对试图理解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尤其是在中国）的读者可能有用。
首先，认定央行是独立的，是一种无益的迷信。理论上，独立性是抵御面对竞选连任的政治人物的压力的有效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国务院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自主的银行职员管理，这似乎意味着中国官员会受到政治冲动的极大影响。或许如此，但中国领导人通常在任时间长达10年，他们会像长期任职的央行行长，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那样，重视自己的政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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