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一所政府办公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彻底公开，但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公正与尊严，他要报复整个警察系统。
杨佳的行为激起广泛的同情，公众甚至没兴趣关心，这六名警察是否是无辜者。它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在中国社会，执法者滥用公权，傲慢残酷，普通人则缺乏渠道保卫个人权益、寻求公正。
这一例证也不禁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判断：“公众事务的官僚主义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暴力的手段……人们不知道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力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
三年来，暴力化的倾向在中国社会日趋显著。杨佳式的案例在不同的城市上演，手段则更为激烈，在江西省抚州市，甚至第一次出现了针对政府机关建筑的连环爆炸。在城市街头，一个很小的争端都可能引发巨大的骚乱。暴力也不仅表现在政府与民众间，也发生在不同民族、甚至地域的人之间。在新疆，维族人与汉人彼此仇恨，而在广东地区，四川的外来打工者与本地人大打出手。似乎整个社会就像个火药桶，任何零星的火星，都会点燃这愤怒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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