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育了他”

她说，不久前也有一个中国人来拜访她，而她教育了他。“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员”，她对我说，我们一起笑起来。她的声音爽朗，甚至有点嘹亮，与她的年龄没什么关系。

她一直斜躺在蓝沙发上，穿着那件松松的墨绿色的无袖睡袍，脚上套着毛绒绒的灰色拖鞋，说到兴奋处，她会把脚拿出来，踩在面前的矮茶几上，再蹭上几下。她的骨架真大，随年龄而来的消瘦与松弛，让这更显著了。她的银白头发是沿着额头、耳朵的直线剪出来的，像是个工整的小帽子扣在头上。她八十三岁了，在两个小时里说个不停，没喝一口水，也觉得我们没必要喝。

那个不走运的中国人是谁？一个新闻记者，一名使馆官员，或仅仅一名好奇的旅行者。她可对共产党了如指掌。斯大林去世时，她已经二十五岁。她是第一代苏维埃人，出生在红色政权下，参加了少先队与共青团，还经历了卫国战争。她谈不上多么热爱斯大林，却也并不反感。自她出生起，这个人就一直在那儿，悬挂在教室的墙上，出现在广播里，站立在街头的广场上。没有这场“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她也没机会上大学，在沙皇俄国，教育可是贵族的特权，轮不上他们这等平民。

真相逐渐披露出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之后，神话破灭了。她正年轻、头脑活跃，是“解冻一代”的中坚力量，她穿梭在不同的公寓里，彻夜的谈论时局，期待一个更自由的社会。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了，短暂而浅显的“解冻”结束了，她决定成为一名行动者，这比谈话与写作更能展现她。她为地下组织抄写文章，组织讨论会、传递消息。“我很有工作能力”，她说。她知道怎么对付克格勃，她把手稿塞进胸罩里，在接受问话前，她会买上火腿三明治、长松饼和橙子，它们在那个匮乏年代诱人无比。在审讯开始前，她吃东西，橙子与火腿的味散弥漫在空气里，克格勃们的注意里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