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都的“日本道路”与重庆的“中国之命运”的命运都差不多，它们随着战争失败而结束。但它们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鲜，也从未死亡。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被认为是最为美国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来他一心要进入西方市场，为日本产品赢得荣誉；后者则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著称，他否认日本的战争历史，同时攻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帝国作风。“说不”的对象是美国，它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自主地位，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也变成一轮的经济民族主义。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这种“日本独特论”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灭时，“亚洲价值观”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创造了这个概念。当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的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时，一些人认定它们都受惠于儒家文化传统。李光耀把这模糊的意识塑造成一个理论系统，它是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亚洲价值观”，儒家伦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记了，他是大英帝国与剑桥、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也曾公开说，他身上的中国特性并不比约翰•肯尼迪的爱尔兰印记多。新加坡也与儒家的传统没有太多的关联。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缔中文学校，因为新加坡政府曾认为中文学校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制造出的新传统。冷战时代的李光耀用反共来压制政治挑战者，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则是他对个人权威的新辩护。复杂的儒家传统也消失了，它被简化成了个人对集体、对权威的服从，它强调一致、反对冲突。在它的名义下，新加坡多种族、多宗教的现实，变成了一个和谐的儒家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价值观”深入人心。它似乎既为东亚经济奇迹提供了解释，也为其他的威权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处罚一位美国少年时，它还赢得了很多地区的喝彩——它是对美国的公然挑战。它也在表明，人权不过是另一套西方的说词，它不适合新加坡——它遵从的是“亚洲价值观”。但处罚也展露出新加坡社会的秘密——与其说它依靠儒家伦理来粘合社会，不如说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种程度上，李光耀是蒋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继任者，让他着迷的从来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垄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