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夏天，一群日本批评家、思想家、学者聚集在京都，讨论“如何战胜现代”和“日本的世界使命”。距离珍珠港事件刚刚八个月，他们都沉浸在日本对美国的胜利之中。
在他们的头脑里，“现代”是西方的代名词，它已经污染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如今是一次清理的良机。一位历史学家对主题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战胜”意味着“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民主”，“在思想上战胜自由主义”，最终“战胜欧洲对世界的主导”。
这像是对明治时代“全盘西化”的逆反。从一八五零年代到一九一零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启蒙与文明”是日本的主题，它们都来自西方。他们按照德国方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接受英国人的指导。他们建立现代工业，建设大规模的交通与邮政设施；成立司法部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励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学，人们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石戒指，儿童通过儿歌了解汽灯、蒸汽机、马车、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学校、信箱、轮船，它们是文明的象征。
“国家富强”是这些措施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一次国家主导的高速发展。比起工业化的爆发性发展，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民主制从未建立，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发现，尽管个人权利日渐觉醒，但它总是从属于国家目的。比起工业与军事上的迅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提升缓慢。对外扩张则是减缓国内矛盾的手段，胜利总轻易的压倒这种质疑，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
正是在这胜利中，危机日趋显著。随着明治天皇在一九一二年的离去，某种失落感也随之而来。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奋斗了六十年，结果感觉到的却是最初的许诺和现实生活间的鸿沟。日本富强了，日本人的生活仍危机重重。这种危机因为现代化的必然疾病，更令人难以忍受。人们都涌向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乡村随之衰败，外来的观念与生活方式进入生活的每个角落，青年人是好莱坞的热烈追随者，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新奇，但更多的人则发现被这新变化弄得心力交瘁、饱尝现代化初期的折磨。因为卷入了全球市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折磨着日本。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更是把这个国家推入了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