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论战中，大多人选择了左派，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与大饥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纪德前往苏联访问。“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他在《访苏联归来》中写道。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
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所谓的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幸福，他则体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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