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和我同意一起去拍这部电影，为此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去做资料及后勤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拍摄班子只能有五人，因为每个人都得经过中方的审查并被他们接受。我知道斯特恩对他的唱片的录音素质的要求很高，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至少两名音响工程师。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遇到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主任周文中教授。周文中肯定在我们出发前及中途扫除了种种障碍。我仍然记得，在一场音乐会之后，我们在拍摄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而设的派对。挥汗如雨，我困乏地坐在周教授身旁，沙发旁边还有一位年长的穿毛装的男人。他问我觉得怎样，我说“很捧啊！但我希望在斯特恩的巡回演出后，我们能在这里待久一点。”他跟周教授说，“有什么问题，只管写信给我好了。”原来那人是文化部副部长（片末有对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致谢─编者注）。周教授那个晚上与我坐下来，撰写一封信，希望能让我们多待两星期，拍摄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生活、音乐家及学者的住处和街头景观等等。周教授需要列出每一个要求的细节、地点、日期及时间。后来，除了探访周教授的朋友居住的一幢大厦外，我们真的获得了批准，去拍摄任何事物。有时当我们坚持拍摄某些东西时，他们会重复地说，“这对你们来说不会很有趣的。”但我知道这当中必然有一些政治原因。他们不肯让我们直接拍摄街头，因此我们租了一辆巴士，在某些角落停下来，打开门并且拍摄，直至我们无法再堵塞交通，便前往下一站。监控虽隐蔽但仍易见。当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以“安全保管”为由拿走了我们的护照。直至我们抵达广东准备前往香港时，才能见回我们的护照。每一次我以为我们在自由地奔驰于大街时，第二天他们能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曾经到过哪里。
尽管生活表面上看来千篇一律，但是我们确实感觉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社会的奇迹─超过10亿人的衣着、居所和饥饱。在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然而团队中没有人真的抱怨，因为大家都持续地很兴奋，希望拍到更多东西。当我提出轮班，他们无不显得很愤慨。没有人想错失任何事情。
我们的翻译团队的主管是姚先生，他原是一个驻外的人员，遍历世界各地。他年轻、有责任心，并且对世界文学及世界政治特别聪颖。他跟随了我们整个旅程。他的童年故事横跨新旧中国。我特别记得起其中一个故事，当共产党进入上海的晚上，姚先生于天亮时醒来，看到士兵们睡在大街上，而不是在抢劫家财。我尝试想拍摄他这些个人经历的访谈，但是他说他被告知不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