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北京一个国家机关宿舍大院里。我们祖上不是北京土著居民，是共和国的诞生把我父母带到北京的。
最早来北京的是我父亲。195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尔宾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在东北解放后就被改造，专门为新中国培养工业管理干部。父亲品学兼优，是学生会主席，还入了党。51年他被指派为领队，带着30余名同学入京，加入了国家工业管理的最高机关，成为第一批国家自己培养的专业科技管理干部。据说，当年他们放下行李，就从领导手中接过一面国旗，高举着，沿西长安街一路向天安门跑去，喊着口号：“新中国我们来了，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故事是2001年我听父亲的一个同学讲的。那天，这位叔叔特地跑到我母亲家，对我的母亲说：“今天呀，我一定要来看看你，你知道吗，50年前的今天，我们到了北京。你老伴举着国旗，带着我们去天安门宣誓，一路跑一路喊呀……叔叔和母亲忆旧时，父亲已辞世14载了。
我母亲是1952年进京的，她在老家和我父亲结的婚。说起来，父母的婚姻很有戏剧性，父母包办婚姻，母亲还大父亲2岁，做主的是我的爷爷和姥爷。
我爷爷家是一个东北望族，祖上为官，曾有很大的家业。应了那句老话，富不过三代，我曾爷爷不孝，酗酒赌博吸鸦片，到建国前夕，万贯家财已经荡尽。现在想来那是我们的幸运，否则，我爷爷铁定要被划做“官僚资本家兼地主”的。家败了，爷爷只被划了个中农。当然，瘦死的骡子比马大，1952年母亲嫁给父亲，到了爷爷家时，依然被那光彩夺目惊呆了：奶奶炕上铺着洋布床单，摆着绣花枕头；堂屋四壁挂着几十个式样各异的西洋钟，每到正点报时，锣鼓声、鸟鸣声、西洋乐声齐鸣。但就是这放不下的架子最终还是给爷爷带来了灾难，这是后话。
母亲家境富裕但不尚诗书。解放时，家有不少耕地还开着大车行。照说，姥姥家至少也该划个地主成份。幸运的是母亲的堂姐夫是共产党的区长，加上姥爷除了雇工，自己也参加劳动，所以就划为劳动人民了。我姥爷漆下无子，只两女，母亲是长女。那时东北的姑娘到十四五岁就找婆家嫁人，姥爷要找入门女婿继承产业，找来找去的，把我母亲拖成了大龄剩女。土改时，家里财产归了人民，姥爷才从此断了招入门女婿的念头。
我父母两家有一门共同的远亲，这样我的姥爷和爷爷就认识了。当时爷爷的日子很不好过，经常有人上门借粮借物，有借无还的，受欺负，我姥爷经常出手相助。爷爷无以回报，答应了母亲家的提亲。那年春节，爷爷带父亲去姥爷家拜年，母亲就此机会远远地见过我父亲，点头应允了婚事。当时父亲已经有了女友，为了逃避包办，他到北京就不回家了。我爷爷追到北京，对父亲晓知以礼，又找到父亲的上司动之以情。父亲的处长是位老红军，他马上批了婚假，安排我父亲回乡成亲。父亲是党员，服从组织的决定是不能打折扣的，于是父母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家庭。婚后，姥爷立刻送我母亲入京安家，次年，又把他的另一个10岁的小女儿送进京城。我母亲和小姨从此由农民变成国家机关家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