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密克戎的大肆传播与轻症表现，为全球疫情结束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恢复信任比恢复正常生活更难。曾经在友好基调中延续了几十年的中外关系，在这两年中被唇枪舌剑取代。从病毒起源、传播方式到旅行禁令，每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叙事策略。当共识不在时，相互指责和幻灭成了主流。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欧关系中的冲突更加暧昧、温和，但欧洲本身作为不同国家的聚合体众声喧哗，增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第一次关系紧张，也不会是最后一次。”76岁的杰罗姆•克莱蒙对我说。他住在巴黎第十五区一栋公寓的顶楼，门口摆着布列松电影《布鲁涅森林》大幅海报，屋里摆满了他搜集的古董与当代艺术品。
作为当代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他的观点是从漫长的仕途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建立在纯粹理论与空想之上。
这些藏品纪录了克莱蒙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主席、奥赛博物馆理事、全球法语联盟基金会主席。他在电影主席任上推出的政府文化资助体系，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电影产业，也被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等广为借鉴。他同时是一名作家，他的自传体小说《你长大了就会知道》被改编成了电影：母亲在去世之前，才告诉他和姐姐是半个俄罗斯裔犹太人。母亲用一生掩藏了这个秘密。
但他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则是法德艺术台（Arte+）创始人，从1992年起担任总裁长达20年，为法德关系重建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还一度是法国文化部长的热门候选人。
众多收藏中，他有中国旅法画家赵无极的版画。他拿出法语旧版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给我看，这是1793年英国访华使团的钦使马嘎尼的访华日记。他在一家拍卖行偶然发现，如获至宝。手指沿着发黄的地图游走，他念着马嘎尼走过的那些城市的名字：北京、南京、上海、桂林……
西方知识分子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从萨特、波伏瓦到伊文思，经历了热爱、辩护、反思等不同阶段。年轻的杰罗姆•克莱蒙受萨特影响，对中国产生了向往之情。
“新鲜就是进步中的中国的显著特点。这种新鲜不时给予人类生活雨后晴空的亮泽。”女权主义先驱、法国作家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写到她对中国之行的印象。她的伴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则写下《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发表在1955年的《人民日报》上：“你们现在决定用五十年的时间，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把你们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彻底改变。关于这一事业的伟大性，人们在巴黎读了你们的书籍，看了你们的报告，也还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可是要真正掌握这个伟大性的尺度，那却非得要亲自来到你们这里。”浪漫的情怀与中国文革后期的现实产生了巨大反差，他们在晚年转向成为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