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寇静娜，本文由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国内低碳发展政策研究项目特邀撰稿。
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刚刚结束的2021年是一个不得不弥补上一年度未完成任务的繁忙年景。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从2020年初席卷全球，几乎令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都被推迟或放缓。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作为全年气候政策焦点所在，推迟一年举办给了组织者和参与者更多准备时间。
在此期间，以欧盟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集团或国家，为了应对疫情影响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经济衰退，纷纷通过了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复苏计划，国际各类金融机构克服经济困境的手段工具也变得更加“绿色”。其实，欧盟自上世纪90年代全球气候治理开展以来始终都是最积极的领导者，但从《巴黎协定》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起，欧盟的领导力和话语权就在不断减弱，感召力也明显下降。同时，伴随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开始从参与者向引导者转变，全球气候治理进一步陷入漫长、反复的纷争之中，直至新冠疫情爆发，全球迎来新一轮气候治理变局。
“天平”的倾斜：中美欧缺一不可但中欧合作更加紧密
毋庸置疑，疫情后全球气候治理主要由中国、美国和欧盟三方主导。其中，中国于2020年9月出乎意料地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全新国家气候目标，美国则在拜登就职典礼当天就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巨大的变化拉开了新一轮气候治理大幕。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后巴黎时代持续发力，已成为气候治理最积极的执行与引领者；美国则经历特朗普政府时期全方位“退群”的气候外交大倒退，哪怕拜登执政后迅速扭转立场增强执行力度，也不可避免其“心有余而力不足”。欧盟虽然姿态始终未变，但为了重振已衰弱的影响力，返回全球气候治理舞台的中心，不得不在确保三方尽可能处于平等地位的同时，全面强化多边合作，因为没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欧盟根本无法也无力推动《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
考虑到美国选举周期对气候立场与投入力度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重拾奥巴马政府“气候遗产”的过程可能很缓慢，或更多停留在政治博弈阶段。尽管拜登已宣布气候政策将是其任期内的四大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府应对疫情打击恢复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并将“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作为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关键部分，但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并不保证相关措施能够在美国国内外顺利有效实施。因此，全球气候治理的“天平”实际上已经倒向中国与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