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系列是作者许知远在近期的旅行随笔。当他在2020年1月前往吉隆坡旅行时，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但国内的疫情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也影响了他的行程。从吉隆坡到槟城、从东京到横滨，他穿梭于历史与现实、边缘与中心之间，试图以外部视角来探究现实中国困境。本文为这一系列的第七篇。
一
决定前往横滨时，我感到一丝兴奋。它是一种久违的感觉，与参与、行动相关。旅行，使我成为这场灾难的旁观者。你逃离了身在现场的恐惧与困顿，也必定会被某种负疚与无奈左右。
永井荷风式的漫步，只提供暂时的抚慰。旁观给你某种敏感，也可能让你陷入沉溺与麻醉，在自我的情绪中循环往复。
恐慌也开始入侵东京，尤其是在华人群体中。在居酒屋小酌翌日，小陆提出开车接送我，担心出租车会变成传染源；几个朋友发来日本对于疫情的预测，按照如此的扩散速度，10天后，东京的传染人数将达到12万；一位华人司机自豪地说，他早已在家中囤积了大量的大米与消毒液；几个同样滞留在此的朋友或者打算返回北京、上海，或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疫情追赶着他们。
我多少理解这恐慌。倘若人生是由种种叙事推动的，那么中国人总是生活在恐慌叙事中。它弥漫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一个学前儿童，要同时上钢琴课、舞蹈课、英语课；家长要焦灼于学校的选择，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飞机尚在滑行，乘客就会迫不及待站起来，打开头顶的行李箱；人们会突然间抢购任何商品，从食盐、卫生纸到公寓；即使你是别人眼中的社会精英，也要费心去寻求另一个国家的护照，从最强大的美国到最被忽略的塞浦路斯；因为西方的任何一个微小甚至无心的举动，你也可能火冒三丈，相信它正在污辱我们……
一切都充满意外，一切皆不清晰，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必须过度反应。每一代中国人皆成长于这种恐惧中。曾祖父母要躲避水患、瘟疫、贫穷、兵匪；祖父母要应对革命、抗战与内战，或许一个迟疑，就错过了南下的火车、去往对岸的船票；父母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灾难，只因出身成分、随口说的一句话，都可能发配边疆、进入牢笼，若不费尽心机，也无法获得回城或考大学的机会，即使买一块好猪肉，也要提前与副食店的售货员搞好关系；你这一代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你逐渐发现，你的生活像一个肥皂泡，看似光彩靓丽，却一戳就破，从就医到读书再到婴儿奶粉，你要独自承担制度失败的后果，用不成比例的精力与金钱去获得基本的信息与保障，你无法信任制度，只能依赖自己。最新例证是，在此刻的中国，你甚至不敢正常地生病，偶感风寒，它都可能意味着隔离、歧视、无医可就。
这种焦虑，经常以另一种面貌示人。我们需要靠强调他人的糟糕境遇，来证明自我。一位英国学者发明了“悲观的乐观主义国家（Pessoptimist nation）”一词来形容中国。即使在最势不可挡时，它仍感到屈辱；倒过来同样成立，即使在最灾难性的时刻，它仍认定自己的优越感。在中文自媒体上，东京似乎变成了最令人忧虑之地，如此密集的人口、如此高速的流动，各地仍在举行的比赛与盛会…… 更难以想象，日本政府会（或者能够）突然封闭某个区域，强迫人们闭门不出。造就无数人道灾难的中国式铁腕手段，竟散发出了意外的魅力。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被视作日本迟缓反应的象征，似乎既无能力迅速检测乘客，又无法疏散人群，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以及船员们困于一个水上“监狱”，任由病毒在其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