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系列是作者许知远近期的旅行随笔。当他在2020年1月前往吉隆坡旅行时，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但国内的疫情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也影响了他的行程。从吉隆坡到槟城、马六甲到东京，他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在伍连德的家乡，他试图理解九十年前，这位马来华侨如何以应对一场公共卫生疾病的方式，参与进那场变革，而同时期的孙文、康有为、梁启超又怎样面对清王朝的政治疾病，以及这一切与现实中国困境的关联。本文为这一系列的第四篇。
我鼻子一酸，眼泪溢出来。在马六甲的一家露天火锅店，我情绪失控。在朋友圈一段视频中，一个母亲正在哀嚎，请求管理者让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女儿过桥看病。
自武汉1月23日封城，隔断与封闭，成了应对疫情扩散的流行手段。突然之间，省与省、县与县、村与村、小区与小区之间，都被路障、壕沟隔开了。一个被铁路、公路、桥梁、河流连接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个网格，带着红袖箍、手持红缨枪的人站在路口。
这可以理解。这显示的是一个威权政府的习惯性思维，它先是过分迟缓、否定事实，接着是过度反应。对于基层组织，倘若领导要求，你的城市、村里不能出现病患，你必定会使用习惯动作，用高音喇叭宣讲，在墙上挂上标语，派人上门测每个人的体温。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政府有着令人惊异的动员力与穿透力，但它也粗暴、缺乏弹性，执行者会陷入某种“行动主义”，为了行动而行动，不关心行动的效果与后果。它也是一个零和社会的心理折射，当一种陌生的、不可描述的威胁到来时，人们的本能反应是防卫与排斥，因为外来者意味着危险。
它也仍令人意外。这个景象，与这个国家在21世纪成为领导国家的自我期许大相径庭。在应对一场后现代疾病时，它所使用的却是前现代方式。一些时候，它像是卡夫卡与义和团的混合。一个个体，不管你是路过的司机、临时的租客，还是急需就诊的病人——只要你的疾病并非新型冠状病毒，那么你的具体困境与需求，都被拒绝与忽略。无法释放的恐惧，还会转化成仇恨与伤害。于是，你看到双重灾难的同时上演，第一重是流行病本身，第二重则是伴随它的不当反应。
这个桥上的呼喊的母亲，是诸多伴生悲剧里的一个片段，它恰好此刻出现在我眼前。马六甲的夜晚微风习习，这座曾经的贸易中心，如今变成一座休闲城市。比起槟城，这里更富有历史感，不仅有英国人的遗产，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也留下了更显著的欧洲印记。郑和的名字与形象则无处不在，提醒着人们，自15世纪初，中国人就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这里。那也是中国的辉煌时刻，倘若达伽马、哥伦布看到郑和的船队，定会大吃一惊。一些历史学家还宣称，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真实历史是，这些欧洲小国的探险家们，最终征服了世界，而郑和的史诗性航行戛然终止，宝船腐烂、埋入地底，工匠们甚至遗忘了造船的技术。在中国盛大、不可阻挡的表象之下，常蕴含着某种自我摧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