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北大的学运主力是两个社团“新潮社”、“国民社”。新潮社主要负责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但两人有公开的矛盾和持续的冲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许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曾两次指责傅斯年“告密”，是“坏学生”、“卑劣”，导致学生反日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北京大学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学生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现在有些学生要纠众造反，向政府示威。这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这种卑劣行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1979年5月5日，许德珩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指责傅斯年“告密”。称1918年这次反日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又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北大内部有坏学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许德珩对傅斯年的这些指责非常严厉。此事的背景是日本政府为干涉苏俄十月革命，进一步控制中国，1918年5月16日、19日，迫使北洋政府先后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两个留日归国的学生慷慨演讲，反对媚日外交，反对政府向日本借款，反对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
罗家伦看到大家只能发发议论，束手无策，跑上讲台最后一个演讲，“煽动”反日游行。“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次日，北大率北京各高校2000余名学生，果然到新华门请愿，要求公布并废除与日本签订的这两个不平等《协定》。总统冯国璋会见13位学生代表，许德珩是其中之一。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秘密协定并未废除，会见后就这么散了。请愿很平和，只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番”，下午5点余从新华门返校。
尽管罗家伦标榜这次请愿，是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的先声，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但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坚持学生在学校应多学习，不支持学生闹革命，过多干预政治，更认为学生的行动给北大带来危险，随即辞职。学生苦劝，担忧“北大坍台”，总统冯国璋也退回蔡的辞呈，好不容易挽留住蔡。罗家伦作为此次反日游行的发起人，受到部分北大同学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