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修订后的《立法法》全文公布。如果在15年前出台《立法法》时提出的“法制不统一”问题能够早些解决，是否还有仇和的“明星官员”之路和一朝“落马”？
在中国“两会”落幕、《立法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几个小时，曾经的明星官员，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就被公布“接受组织调查。”
对于以“大胆改革”、敢闯敢干而成为“明星官员”的仇和来说，在他秉政期间大拆大建、铁腕治吏，大力推行市场化甚至私有化时，如果眼睛里有《立法法》、脑子里绷着一根弦，出台的相关文件和制度都能严格遵循《立法法》规定的话，他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呢？
仇和身上的违法改革者印记
《立法法》修正案的通过与仇和落马之间，就这样在无意间发生了微妙的联系。仇和虽然施政有“个性”，但其为官却也有“共性”。这个共性，表面上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法律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敢闯敢干敢革新，虽然出政绩，能升官，但也可能会踩上法律的红线，甚至违法乱纪、身败名裂；而如果不闯、不干、不试验，就可能沦为庸官，虽然稳当，但也可能不出政绩，风评差、升官难。“守法”与“有为”之间，颇为两难。
而实际上，曾经的“能员干吏”落马，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框架及治理结构的特征。
在反思自己所作所为时，曾经有落马官员说自己在位时，从来没有感受到组织的存在。这正是因为任性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有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不仅凌驾于法规制度之上，还凌驾于组织和“班子”之上，能够无视宪法和上位法律，发布政令、出台制度，任意揉捏公民权利，甚至羞辱罢黜同僚。有人可能感受不到“组织”的存在，但是谁能够感受不到组织的“领导干部”的存在呢？但反讽的是，在这样的官僚结构下，也的确有官员，如果不对其调查，就尸位素餐、因循苟且。而改革作为对利益的分配调整，有时候也的确面临重重阻力。于是，改革与法治之间恩怨累累，改革者本人也风险巨大。
而这个问题，实则是在15年前《立法法》草案公布时就已经讨论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