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里，公民在网上的言论成了更多司法机关注的领域。2013年中国“两高”（最高法和最高检）有关网络言论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其运用不可谓不充分，甚至还做了更多的延伸。《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越来越多被适用于公民发表的言论。法学界普遍担心，这项罪名业已成为边界可以随意延伸的“口袋罪”。如此则不仅背离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倡的“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原则，而且必然造成公权力的严重滥用，并极大压缩公民受宪法第35条保护的言论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像霍布斯那样，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力量超强的“利维坦”，但这个利维坦不是任性的。恰好相反，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我们之所以建立国家并授予其巨大的权能，正是为了让它控制私人的非理性，防止私人以暴力侵害他人。归根结底，国家的职能就是用它所垄断的合法暴力去控制私人的非法暴力。刑法是国家履行这一基本职能的主要手段，警察就是实施刑法的具体力量，或者说是国家这个利维坦的肢体。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肢体必须受到大脑的控制。如果大脑失去控制，肢体任性乱动，这个人无疑是危险的。国家也是如此。
国家的“大脑”为何？国家的“大脑”就是法律所体现的公共理性。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法律是为了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究竟何为“公共利益”？什么样的政策、法律乃至制度最利于人民的幸福？这些问题必然见仁见智，因而人人都有思考与表达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宣称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所谓公共理性，就是在自由讨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共识，而言论自由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制度前提。当然，绝对的共识是不存在的，任何立场都不可能获得社会每一个人的认同。
您已阅读28%（688字），剩余72%（1737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