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笔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以“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为题，许多学者就经济学科的基础假定和分析方法的范式转变展开切磋。在价值取向多元的氛围里，你不难想见，这类有价值的讨论必定是热烈而又发散的。与会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现实世界里的人如何才能达到“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高度，始终一贯地极大化其自利追求。
浸润于经济分析多年，本人渐渐有所感悟，估摸不但自己而且绝大多数凡人都难以臻此高度的。原因是，在市场的博弈竞赛中人们既没有充分信息，亦无足够欲望（willpower）来谋取“自利”的“最大化”。经济行为人远不止受限于政府和规制，他们的自利追求活动还受制于大脑神经的构造和文化习俗的强烈塑造。所谓“全然理性选择的最优结果”，往往是各类约束下的“适可而止”（bounded pursuance）。
说到头，人群的漫长演化，经过生存和文化的双重选择一至于今，始终是在“抱团”竞争而非个体选择。这个体认有待进一步证实，多半是永远无可证明：经济学运用数学，多了些“可证明”的表象，却同社会类和艺文类的学科一样，与精准科学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旨趣，数理上的“可证明性”甚低。不然的话，经济学的大师们在众多最基本的问题上各执一偏，争吵不休的局面，在科学领域里是看不到的。实际观察之一，是经济学者在争论“经济理性人假定的现实性”时表现出来的的巨大热忱，经久不衰，一如我们在本次会议上看到的那样，既不是为了“自己”，也与个己的经济利益无涉，即使有利益在，也无从用钱来衡量，又是为了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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