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办”的全称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其前身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1991年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联办”的由来不是某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实在说来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努力结果。但其中一个连接起各自的想法、在组织和操作上实质性的推动者是宫著铭（江湖上号称“大宫”）。
在1988年下半年，作为“联办”进入成形操作阶段的一个标志——“万寿宾馆会议”召开之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交易柜台、证券公司、带有投资银行色彩的一批中字头信托投资公司…… 而需要创建中国的证券交易场所，不仅在民间、在与决策层有亲密关系并带有强烈高干子女背景的这些中字头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央决策层周围的出谋划策群体、甚至在最高决策层，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酝酿过建立这个市场经济顶尖标志的可能性。
作为“联办”的创始者之一、“联办”所产生的第一笔费用即白皮书起草所需的10万元提供者、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几年前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这样说过：
“我1984年开始搞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做风险投资，但是风险投资没有股票市场根本做不下去，没有出路。1987年年中我得到个机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艾森豪威尔访问学者去美国学习访问。从国外回来，那是在87年的6、7月份，我和中农信（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王岐山在南华酒店一块吃饭。我在聊美国的金融界情况和股票市场的见闻，我们谈到国外的投资银行，谈到在中国搞股票市场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在当时改革的大形势下中国搞股票市场是有可能的。聊得深了，就感觉我们应该能推动这件事，岐山提出多找几个人深入地议一议，然后再看怎样组织。”
在那次去美国期间，张晓彬和在美国的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接触过，而这些在美国的青年学子在1988年3月，由王波明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等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初稿）》。尽管历史资料的考证至今无法证实这个建议最终通过哪个渠道上递到哪一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从后来白皮书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这份建议中的思考和观点。而这些人最后和“联办”建立关系，据张晓彬的回忆，就是因为宫著铭的关系。
在“联办”历史上，作为进入成形操作阶段的一个标志是1988年9月8日（一说为7月9日）“万寿宾馆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的发起和主办单位是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而这背后一个关键性人物宫著铭当时的身份就是——国家体改委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成员兼金融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综合计划司司长，交通银行董事，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金融改革组负责人。从这个身份背景可见，这次关键性的会议的发起很可能就是宫著铭一个人用两个官方身份协调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这两个当时主管股份制改革和金融机构审批的主管单位出面的。而这次会议的全称也明确表达了其实质性内容：“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
插图：万寿宾馆会议
据宫著铭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说：“这次会议是由我的手下、人民银行体改办的处长蔡鄂生发的通知，把财经口的部门都找来了，会议由我主持。”
根据王波明（曾任“联办”副总干事、现为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回忆：会议前一天，康华公司的贾虹生让刚刚回国正要进康华公司的王波明第二天跟着他去开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这时王波明才第一次听说，在北京的圈子里原来已经有一批哥们早就在悄悄地筹划、准备、鼓吹要建立资本市场。王波明在多年后常说：“是他（贾虹生）把我们带进了国内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