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一位研究“人类性学”的教授。说实话，对中国的大学里能有这个专业，我已经相当惊讶，毕竟，三十年前的中国还是谈“性”色变。鉴于2002年，《海蒂性学报告》在中国畅销时，上海最大的书店福州路上海书城把它摆放在“计划生育”书架上，我问他的专业被安置在哪个学院底下。他自嘲说：跟动物在一起。原来是隐藏在“生科院”里面。提到这个，教授很激动，说：你不知道这20年来我为了给这个研究方向争取一个合法的地位，付出了多少。
我们没有就“付出”的内容讨论很多。但我可以想象的是：专业没确立前的学术级别晋升会有困难，争取不到研究经费的困难，学术论文无处发表无人待见的困难，社会的舆论压力的困难，以及来自家庭的不理解的困难等等。我不知道他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皮子，动用了多少人脉，或者失了多少夜的眠，才争取到今天的地位。但经历过这些磨难后，他显然已经对自己的专业方向有了过高的期待。言谈中，他提及到：“两性间的性沟通，可以说是两性间最高级别的沟通方式。”一个教授发表这种言论，未免让人错愕。我觉得他正在恶狠狠地向这个专业方向为过去的20年索取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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