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价放开以后，股民大量入市引发了上海证交所报价和交易系统的堵塞，市场突然这么一下子扩大，交易网点就不够，场内不够、场外也不够。为解决股民买卖股票渠道不畅的问题，尉文渊向李祥瑞汇报了这个情况。
对场内的问题，上海证交所就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精力，扩充原有的交易大厅的容量。第一大厅原来一共摆了46张经纪人工作台，一个桌子一个席位，尉文渊说两个人完全可以用一个桌子，就改为一个桌安排两个席位，一下子就加了1倍。所以，今天我们要分辨上海证交所初期的交易大厅照片，如果是红马甲每人坐一个桌子的，那就是开业初期1991年底以前的；而如果是每张桌子坐了两个红马甲，那就是1992年以后的场景了。
接下来，上海证交所又把浦江饭店二楼办公室旁边扩充成为第二大交易厅，使交易场地面积扩大1倍多，交易席位达到564个。
1992年底比1991年底交易席位增长12倍。到尉文渊1996年离开交易所时，上海证交所已经有总共8个交易大厅、最多时有5000多个交易席位。整个北外滩一带几条马路上，一到中午吃饭时，满街都是红马甲的身影，形成了一片红色的人流，蔚为壮观。
对于场外交易网点不够的问题，李祥瑞跟周芝石（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谈，要人民银行支持，多批证券营业部。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这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和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历史细节。
在1990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这份文件中，其中第二条这样说：“中央、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的批复明确规定，建立证券交易所是以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为发展对象。根据这一批复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吸收上海市内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为会员。”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紧箍咒，所以在上海证交所筹建过程中，会员单位的组成就成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当时上海的证券公司只有4家，加上经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也不过十来家，尉文渊感到会员数量还是太少，又把代理证券业务的城市信用社也接纳进来，但就是这样也才不过十五六家。最后还是和三人小组商量，最终找出一个变通办法，即让异地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成立上海业务部，以此成为上海证交所的会员。就这样最终凑出了22家会员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