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为了抑制过热的股市，深沪两地都实施了涨跌停板制度。上海股票市场发展之初，股票供求严重失衡，投机和操纵因素浓厚，为防止投机过度，上海证交所对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实行流量控制和涨跌停板制度，即规定每个交易日的股价涨跌控制在5%以内，后来又调低到1%，并实行3‰的流量控制。意味着今天价格涨停板，并不能确定明天的价格。如果今天某一个股票只成交1股，哪怕这一股是涨停板，这涨停的股价明天还不算，要达到一定的成交量才能算，这就是所谓的流量控制。不过，1991年股市走熊之后，深圳取消了涨跌幅限制，希望通过放开股价让市场活跃起来。1991年年末，上海证交所知道深圳把股价放开了，但上海当时因为上市的股票太少，供求关系严重紧张，交易所还是采取涨跌停板制度没有放。此时，第一个要闯的关，就是放开股价，因为股价长期受涨跌停板的约束、扭曲，市场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交易的时候了，这个状况再持续下去，股市就要死亡。
1992年初就在尉文渊出访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于1992年3月18、19日在厦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请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去汇报两地股市试点的情况，当时上海证交所是理事长李祥瑞去的。在会上有一个内容就是批评上海证交所没放开股价。当尉文渊从美国回来，听说朱镕基批评上海证交所，他正憋着劲，就说：“好呀，咱们就干吧。”
其实在1992年2月17日，上海证交所就向社会公布了，从18日开始，延中、大飞乐两个股票试行取消涨跌停板制和流量控制，完全放开股价进行自由交易。但是，要进一步放开股价，最大的阻力来自管理层内部，很多人不理解、不赞成、不同意。开始上海证交所跟相关部门的领导一家一家做说服工作，但谈不下来，怎么说都说不通。最后，把尉文渊他们逼急了，不能就这么让整个市场憋死在这里啊！
思考很长时间后，尉文渊决定个人冒这个风险。他先在交易所内部和吴雅伦他们几个商量。尉文渊说：“这样子吧，我们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再不同意，我们自己决定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