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专栏讨论了“什么是网络民族主义”（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021）和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资深代表“愤青”的话语权问题（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121?page=1），分别意味着对概念的梳理和对案例的分析。本期将在此基础上探讨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决策的作用和局限，作为本人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围绕如何在对日政策上对待国内民族主义，中国知识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政论家马立诚认为有两个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二是排外。“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菽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攀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人民日报》评论部林治波先生反驳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中国的文化是温和的，以和为贵的，中庸之道的。在这种文化中长出来的民族主义，肯定不会有极端狭隘的问题，至少主流社会不会有。（“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兼论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观察》商务印刷馆，2005年第一期，第11页）。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决策过程有影响吗？我提出四点思考：
其一，我从林治波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扬受到启发。网络空间不仅为持有极端观念的“愤青”或“网络民族主义”提供着无限扩大的表达权，同时也使持有良心和健全价值观的有识之士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尽可能站在中立的立场去理解“网络政治”的实况及由此展开的利益博弈，盲目把快速、广泛成长中的网络舆论这一新的言论空间和意见渠道视为“威胁政府对外政策的敌人”是过于轻率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所谓“主流社会”会不会产生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所谓“非主流社会”又如何呢？网络空间到底属于“主流”还是“非主流”？这依然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社会，形成一种网络政治形态；有专家认为，那只是虚拟空间，不值得“当真”。对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网络空间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健康的还是恶劣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它已经对中国政府部门的对外政策，尤其在对日政策上产生切实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