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在中国早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从2009年山西整顿私营煤矿开始，这个词就没有远离过人们的视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国进民退”的态度显而易见。他们在媒体上“人人过关”，全都站出来反对这种“带着50年代气息”的玩意儿，一致要求“把改革开放执行到底”。至于作为当事人的政府方面，其态度则似乎比较模糊。最直接的回应出现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并没有为“国进民退”做辩解，而是表示私人企业与国企正在“比翼齐飞”，“民退”实际上并不存在。
我不太同意赵先生的说法。自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府通过把4万亿救市资金的大部分投入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在山西驱逐私营小煤矿矿主，在铁路建设中拒绝外资进入，以及默许中央企业进入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市场等行为，已经显示出了支持国有经济的强烈决心。而私营经济显然没受到这些支持。最近在一个二线城市，一位企业家指着公共汽车上的私人投资公司的广告，对我说：“铁道部修高铁，国家一天的投资超过三十亿，而高铁到现在没有一条能盈利。我的工厂能赚钱却贷不到款，只好向这些家伙借高利贷”。这种私人投资公司的年利息高达40%，私营企业还是要去借，可见其困难的程度。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感到了环境的压力，“中国的生意不好做了”的声音经常能听到。我认为，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国进民退”、“国进洋退”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做了没说”而已。
有一些反对“国进”的专家认为，政府“做而不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已经深入人心，连政府都不愿公开与之作对。但在实际层面上，政府也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批评。我没听说有任何一个“国进”的项目，因为经济学家的反对而中止或延期。换句话说，政府和专家已经进入了“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类似外交谈判上的对峙状态。根据我对中国体制的观察，这种状态其实并不多见。中国政府通常是善于“调研”的，做事之前重视聆听——虽然不一定接受——专家的意见，只有在做出“政策不变，一切照旧”之类的决定的时候才可能忽视调研。这次的“国进民退”，政府没做舆论准备就果断出手，令人有些惊讶，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则是一种失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替经济学家们想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