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的专栏少有地推出了一篇软性文章“我是日本的韩寒？”。7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我出版了新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为由，做了一期题为《日版“韩寒郭敬明”》的封面报道。之前，我以书面形式认真回答了该报文化部记者武云溥提出来的好问题。可惜，由于版面有限等原因，最后采用的文字不到我的答案的三分之一。那些文字都与我作为“纯日本人”的旅程以及旅程目的地——中国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我愿意把这次答问的所有内容都公布在我在FT中文网开设的专栏《第三眼》中，这期是上期的延续：
加藤：我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一，成长期；二，充电期；三，集大成。按我直觉和灵感，第一阶段即将结束，《伊豆》这本书可称为我人生第一阶段的回忆录。这段时间太动荡，根本没时间好好静下来思考问题和人生，我在记忆中的岁月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严重透支，这样下去肯定会遇到健康问题。所以，我的第二阶段要注重安静和修养，还有游走环球，下一个目的地应该是美国，打算挑战伟大的长辈托克维尔，写个现代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从政肯定属于第三阶段了，前提是我还活着，从政对我不意味着过程，只意味着结果，从政是结果，我的目标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这一观念从来没变。希望到时候，我的身体能够撑住，只要身体状态没问题，我一定能实现我的人生结果。
我已经开始在日本写作，今年打算出2本日文书，也正在写一本英文书，内容都与中国问题有关。写作对我来讲就像是在自己与社会之前架起沟通的桥梁，它是不能断的，断了就掉下来了，自己活不下去。因为，只有不断写作，表达自我观点，社会才记得我，否则我会崩溃。世界上最不幸、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是什么人：被遗忘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80后很幸福，不仅没有被遗忘，其存在感反而被抬高，才造成今天的压力。我每天做的无非就是：观察—思考—表达，它是自我的、社会的、循环的。我相信，不管是日文、英文还是中文，持续不断写作的延伸就是从政。这是合理的顺序和逻辑。我感谢中国和中国人，感谢你们给我写作的机会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