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和长期观察中国民族问题，曾经走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白鹤鸣深入讨论了新疆陷入困局的深层次原因。今天是“新疆新政可期”三部曲的最后一次，希望能够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途径。
加藤：上次我提到，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全国化”趋势，并且这一步骤比“经济全球化”更加快速而深入。资金和资源可以随意流动，省区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世代生活在中国边疆的维吾尔族人，哪怕是做一些传统的小生意，也要面对东方几亿人的竞争。这种不利的局面不仅让维族人成为了弱势群体，也威胁到新疆乃至于全中国的社会稳定。那么维族的出路在哪里呢？
白：如果维族的就业情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他们的弱势将永远持续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一个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注定只能“被领导”。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化国家，工商业人口是社会的主流群体。农民种地，一亩地最多一千块钱的收入，只有工商业才能提供稳定的工资，让大部分平民分享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同时有闲暇和资源进行文化活动。而现在的维族几乎保留着18世纪的就业结构，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从事规模很小的个体商业活动，民族精英在政府和公立机构吃“铁饭碗”。正如我之前所说过的，这种结构在竞争中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彻底改变。维族必须得到进入工厂和大企业的机会，必须拥有自己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到那时，维族才将成为中国发展中决不能缺少的重要群体，才能分享工业财富，得到真正的平等。
加藤：一个农业群体实现“阶级升级”的道路肯定很曲折而困难，大部分民族要花上百年来走这段历程。现在新疆有全国的庞大资源支持，想缩短这段路不是不可能，但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据我观察，新疆有关官员其实早就认识到了“阶级升级”的必要性，一直试图增加维族中工人和企业家的比例。热比娅·卡德尔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成为新疆女首富的，而韶关汉维冲突事件中的维族工人也是政府组织去广东打工的。政府显然是按照东部地区的经验来提供这两种支持的，但这两个项目都收到了悲剧般的结果。可见新疆有其特殊性，决不能和一个普通的农业省份等同，要在新疆搞好改革开放、工业化，就必须从战略和历史的高度出发，消灭掉改革和发展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