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FT中文网的不少读者给我发邮件反馈说：“加藤，你怎么开始写政治了？我更喜欢你的软性话题的评论”。这可能是因为最近两个月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文章连续谈到了新疆问题和朝鲜问题的缘故吧。接下来的两期专栏文章，我想稍微轻松一下，谈点儿“软性话题”。
7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我出版了新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为由，做了一期题为《日版“韩寒郭敬明”》的封面报道，并把我形容为“日本韩寒”。对此，我不做任何表态，也没有任何立场。媒体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我以书面形式，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老朋友、《新京报》文化部记者武云溥提出来的好问题。可惜，由于版面有限等原因，该报最后采用的文字不到我的答案的三分之一（我回答的文字也太多了，责任也在我这里）。其实，那些文字都与我作为“纯日本人”的旅程以及旅程目的地——中国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我愿意把这次答问的所有内容都公布在我在FT中文网开设的专栏《第三眼》中：
武：虽然之前我和加藤君聊过几次，也经常看到你在许多媒体上的发言，应该说对你现在的状况比较熟悉，但我对你之前的成长经历却较少了解，现在这本《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不是就为此而写？是想让读者看到一个日本青年的奋斗史吗？
加藤：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很明确，是父亲去世。他今年3月28日去世，享年53岁。我在书的引子和后记上也提到了父亲的病状。我1月底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得了胰腺癌，已经是晚期，无法挽救。随后的两个月，我在中日两国之间跑来跑去，但一点也没耽误中国这边的工作。我这本书的书稿是在春节期间完成的，写得很快，因为我是带着一种悲伤和怀念的状态来写的。本打算把写下来的文字仅为自己留下来，不给任何人看，但后来那段时间正好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于奎潮副总编找我，要出我书，我把我内心讲给他听，他欣然同意，一下子完成了书稿。说实话，我是很不想把我的过去和内心暴露出来的，我是很内向、害羞的人。我知道许多中国读者观众对我的看法和印象是“加藤肯定是好家庭出身，很有钱，阳光灿烂”。但我很不喜欢大家这样看我，我不是“太子党”，也不是“富二代”，顶多是“农二代”。我出生于日本伊豆的农村，度过了贫穷、黑暗的少年时代。我只是想趁机把我的过去讲给中国读者，改变大家对我错误的认知。我也想通过这本书使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是怎么过日子的，他又凭什么选择来中国，在异国他乡从零开始谋生。我相信，我所经历过的真实故事对中国年轻人、家长、老师等群体的做人和做事都是有帮助的。这也是我写一位日本青年的奋斗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