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大姨还有小姨，三姐妹全都嫁给了同一个男人，他就是我的父亲。这史无前例的奇异的婚姻，注定了他们在那特殊年代各自的坎坷命运，注定了我母亲的悲剧人生。
母亲出生书香门弟，当年日本占领南京，外公当时是无锡《新锡日报》的总编辑，后因写文章讽刺日伪政府被关押进无锡监狱。那时母亲和大姨去探监，遇上了典狱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同情外公的遭遇，主动帮忙，最后通过保外就医救出外公。从此父亲因是外公的救命恩人而常出入于母亲家，最后导致母亲和大姨同时嫁给了父亲。几年后外公去世，父亲带着妻小和我的外婆，还有小姨及小舅，经历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举家迁回父亲的家乡重庆，开始了他们的坎坷人生路，时值1949年初春。
回到重庆后，为养家糊口，父母亲在民生路上先后开办了“艺文打字研修学校”，为西南地区培训打字员及维修打字机。母亲负责培训工作，父亲负责维修技术，大姨管理财务，生意井井有条，生活富裕祥和。
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街道上为了完成“打老虎”指标，盯住了平时多个老婆，让人看不顺眼的父亲，无缘无故地就将父亲这个私营业主定为“贪污份子”，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两年。这一随随便便为完成任务而凑数的行为，让父亲从此背负上“劳改份子”的记录，成了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再也不得安宁。
1954年从监狱出来后，父母亲和姨妈继续经营“艺文打字研究社”。1956年公私合营，父母亲积极响应号召，将自己居住的房子腾出来，全家另行租房居住，并把设备、流动资金都捐献出来走合作化道路，带头与其它五家同行合并，成立了“重庆打字机生产合作社”，父母亲均在合作社担任技术工作。当时的打字机打字是用字钉撞击蜡纸，再通过蜡纸印刷，蜡纸越新，打出来的字越清晰，能印刷的张数越多。鉴于当时全中国只有上海和杭州生产打字蜡纸，父亲决定：研制重庆自己品牌的打字蜡纸。父母亲为此废寝忘食，刻苦钻研，并通过上海同行的支持帮助，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钢头牌”打字蜡纸。由于质量好，产品鲜，少了运输成本，“钢头牌”蜡纸因而逐步占领重庆及西南市场。百货站一再追加订货数量，合作社因此利润倍增，不到一年，合作社就进入国营成为“国营重庆打字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