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归隐道山，悼念的热潮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公众——上至中央及政府的领导，下至如我这样的平头百姓，“满城争说”季羡林。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即以我而言，早年从事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季先生主持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帮过忙，多次见过他，但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也只限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这一点上，其他的到现在也只是略知其研究领域而已。我都如此，无关乎其学术的他人，夫复何言？
公众的悼念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书斋里外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入排辈的行列，没有“资”从何谈起？更何况，季先生被视之为国学大师，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先生就决定绝不利用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的学者，很不以为然。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先生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季先生的弟子钱文忠评述说，“他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令几百年来研究该领域未果的西方学者为之钦敬。这些都具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文革”中蹉跎了。季先生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先生在艰难年代一人之力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