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季羡林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存在，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塑造的结果。
追根溯源，他并非一个被选择的角色，他对红色政权由衷的认可，是其成为种子选手的前提。长达半个世纪的共生关系，最后达到水乳交融。他的被认可，既是需要，也是被需要。他似乎乐得被需要，只要这种需要不损害自己的性情即可，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学术领导者的角色。在晚年，对社会影响力的看重，促使他进行了人生的攀高运动。
尽管偶有失态之举，但大体上，他还是一个本分的人，他的本性遏制了造神运动。但他已经被供奉于文化神台，他在晚年的一系列独尊中国文化的议论与构想，被适时地作为中国崛起、中国终结世界的有力支撑。他对“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呼吁，被作为呼应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的同构。在被同构之后，他的本义模糊而遥远，成为空洞乏味的宣教之和声。
这种悲哀是莫可名状的，他应该知道，但他似乎更乐于发声，并甘于做社会矫正师。
被礼遇到最后，他们都愿意做宏观规划师，以一己之力，从学术而社会，最终覆盖整个社会领域。这或许是某种生物本能，让自己思维的基因无限度地繁殖。钱学森如此，季羡林亦如此。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寄存物，既担当政府赋予的文化兴盛重任，荣升为国家吉瑞符号，又充任民众的精神延安宝塔，有抚慰其心灵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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