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首字母的缩写组成的ESG是主张企业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纳入公司治理的日常决策环节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4年共同发布的题为《有心者胜：将金融市场与变化的世界连结起来》（Who cares wins——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changing world）的一份报告中。在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投资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共同推动下，ESG以规范公司治理为名，通过ESG评级和信披要求，强制或半强制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上付诸行动。在20年的时间里，ESG运动已从联合国发起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倡议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公司治理实践的热潮，甚至演变为波及每一家企业治理实践的一项全球运动。
在ESG在中国全面推开之前，企业更多在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报告发布中零星涉及相关事项，但并未采用ESG这一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和环境规划署提出的概念。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后，人们开始更加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鼓励上市公司自愿编制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ESG概念正式进入中国是源于国内投资机构学习国际投资机构开展的ESG评级。作为国内首家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的签署机构，商道融绿于2015年最早推出了自主的ESG评级体系，并建立了针对国内上市公司的ESG数据库，成为国内最早发布ESG评级排名的机构之一。包括商道融绿在内的投资机构在国内默默推行ESG评级多年，但一直没有引起相关各方的重视，收效甚微。这一局面直到2020年发生根本转变。
2020年9月，中国向世界宣布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在“双碳”背景下，ESG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人类命运变得息息相关，加剧了对环境保护这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的实现诉求，进一步为ESG从公司治理实践热潮演变为波及每一家企业治理实践的一项运动推波助澜。
作为公司治理的研究者，与治理主题有密切关系的ESG很自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回顾我研究ESG的历程，我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ESG热现象的冷思考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ESG运动狂潮如火如荼之际， 2022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一次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对ESG热现象的冷思考”，成为全球对ESG运动较早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ESG热现象背后的冷思考》）。
主张对ESG热现象冷思考是我对ESG运动质疑和批评的第一阶段。这源于我对ESG运动的理论思考和现实观察。对ESG进行简单理论溯源，我们并不难得到ESG其实是传统的强调兼顾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利益相关者论的一个升级版的结论。只不过，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论相比，ESG更加聚焦：从抽象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和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利益兼顾艰难的平衡，到相对具体的大家普遍关注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问题。